因村民反映污染问题，派人深夜强行拆除其房屋；开赌场非法牟利，再以贿赂、造假等方式当上村支书和村主任；花力气美化包装自己、搞形象工程，背地里却用毒品控制村两委成员……前不久，河北石家庄警方打掉一个横行乡里的涉黑组织，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可说是基本的公共产品。今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吹响了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号角，展现了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截至7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514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993个，破获刑事案件3.4万余起。雷厉风行的举措，打击了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对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诸如“村霸”等黑恶势力，为何会成为一些地方难以治愈的顽疾？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基层涉黑组织往往攀附地方政治、经济资源，头顶“保护伞”、手握“摇钱树”。有些壮大后的黑社会组织还能“自我洗白”，“转身”成为合法组织。此外，我国地域广阔、人口基数大，越是到基层，公共资源特别是维护公共秩序的执法资源就越显相对欠缺，难以对涉黑组织形成有效震慑。对此，不少地方在扫黑除恶行动中坚持“一案三查”：查办黑恶势力犯罪，追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倒查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事实证明，将更多警力下沉到基层，深挖根源、一查到底，有利于彻底清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
    扫黑除恶是维护公共安全的必答题，也是大国治理的思考题。打击基层黑恶势力，不仅需要执法的力度，更需要激发基层治理的智慧。比如，有的村庄在涉黑组织被铲除之后出现“治理真空”，怎样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保证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再比如，有的地方涉黑组织与宗族势力纠缠在一起，怎样在除恶务尽的同时，推动构建健康有序的乡土秩序？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有的地方尝试选派大学生村官或下派公职人员到基层任职，或者探索先进村与后进村组成联合党委的共同管理模式，既有效瓦解地方黑恶势力，又实现治理资源的整合提升。类似举措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也应看到，扫黑除恶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久前，根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督导工作全面启动。其中主要任务之一，是以督导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沿着正确方向深入开展；督导工作围绕的六个重点之一，也是要依法严惩，严守法律政策界限，严格依法办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是运动式治理，更不可能无所依凭，只有遵循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程序要求，才能体现执法的严肃性、展现法律的权威性，最大程度发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效能和社会效益。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5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启示我们，扫黑除恶不单是一道如何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考题，更是一套整肃贪腐、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的综合性试卷。答好这张试卷，需要行政、司法资源相互配合，需要上级组织、下级单位协同并进，需要多个部门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只有建立起符合法治要求的现代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才能让平安幸福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