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42岁的陕西男子党文杰不能在医院使用自己的医保治疗。直接原因是,他那张2012年12月办理的陕西省社保卡上,印着另一个人的证件照,无法通过医院的人脸识别。
这张照片的主人,疑似在25年前,顶替了原属于党文杰的部分人生。
“除了在药店买药,我没有使用过医保,也没想过要去更换它。我要把它留存着,这是我的证据。”党文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强调。2012年,为了给出生的女儿报户籍,他发现了自己身份背后的秘密。党文杰回忆说,那个人名叫王新利,他的家人当时曾承认冒名顶替自己考取了师范学校,当上了公办教师,也承诺把身份“清清白白”地还给自己。
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令党文杰没想到的是,2019年起,他竟因为冒名顶替者的贷款,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多年,今年8月,他再次公开举报王新利冒名顶替。
王新利8月27日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话采访时则坚称,“我不存在冒名顶替的事,办的人告诉我,他当年收了钱,他是同意的”。
中考疑似被冒名顶替
今年6月的一天,在医院输液治疗的党文杰接到同事的电话,有个人到单位找他,“挺急的,要当面见我,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当年被人盗用学籍的事。”
党文杰吃了一惊,除了自己和王新利,还有谁会知道当年自己学籍被人冒用的事?
这让党文杰陷入了回忆。1999年,党文杰在家乡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读初三,报考了大荔师范学校白水校区(大荔师范学校2005年升格为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白水校区停办——记者注)。“当时想考师范,一出来就可以拿教师资格证,还包分配。”党文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当教师也是他从小的理想。
父亲在白水县多个乡村小学支教,党文杰从小一起跟着生活,耳濡目染,他的爷爷也是教师,“他们也想让我干这个,让我从小就练字、练习写作。”而党文杰尤其喜欢画画,学校的黑板报几乎都被他“承包”了。
“所以我当时报的美术专业,希望毕业以后当美术老师。”党文杰回忆,那年自己先在白水县考了美术初试,通过后,才前往大荔师范学校所在的大荔县参加文化课的复试,“当天我和父亲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但是我们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当天发挥得非常好。”
出乎党文杰的意料,他迟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一直以为是自己能力不够。”由于当时的政策只有应届生才能报考师范学校,党文杰选择复读一年后参加中考,进入白水县白水中学就读。2004年,他参加高考,考入了陕西工运学院,学习视觉传达设计,他的户口也从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迁入学校的集体户,落户在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派出所。
2007年,党文杰大专毕业,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在校期间他申请了学费缓交,直到工作两年后,他才把学费缴清,“学校给我开了证明,让我把档案和户籍转回家。”可到了青年路派出所,得到的消息却是“你的户口已经打回原籍了”。奇怪的是,党文杰并没有在家乡派出所查到自己的户籍,后来民警告诉他,查到他的户口被送到相邻的蒲城县。
“我就纳闷,我是白水县人,怎么给我送到蒲城去了?”党文杰回忆,由于他当时进入西安的一家企业从事美术设计工作,“也没太在意这回事,感觉毕业以后档案几乎就用不上了,所以也没有多问,忙于工作赚钱。”
他心头的疑问直到2012年才解开。那年女儿出生,党文杰去派出所为她申报户口,“我的一代身份证换二代证时出了问题,户籍室说我和我身份证的头像不符。”党文杰赶忙回到家乡,在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的电脑上,他看到一个电子版的二代身份证,“上面的头像不是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一模一样,户籍信息写着已于2009年12月迁入蒲城县公安局,落在蒲城县三合乡教育组,在三合乡中学任教,他是2007年在蒲城县城西派出所(现桥陵派出所——记者注)办的二代身份证。”
由于这一身份证号码已经申领对应的二代居民身份证,党文杰无法办理自己的二代身份证,他的户籍资料无法迁回原籍,女儿也落不了户。
时年57岁的党文杰父亲,多次往返于白水县与蒲城县之间,却迟迟无法解决。2012年10月,他手写了一封给蒲城县教育局、公安局的反映信,要求蒲城县公安局查出假冒党文杰的人,“迅速揭开假冒身份,把我儿的户籍身份证号码归还我儿党文杰,以早日办理户籍和身份证件;请蒲城县教育局查出假冒党文杰的教师,终止使用我儿党文杰的一切信息和资料。”
党文杰和父母多次前往三合乡中学,寻找“假党文杰”。几经交涉,王新利的父亲出面,承认了当年“顶替”一事。“说他儿子当年顶替我上了这个学校,所以掏钱买了户籍,有了这个户籍就和学籍一样,能上这个学了,从此以后就以‘党文杰’的名字上学了。”党文杰回忆。
至于王新利父亲采用什么手段为儿子办理假身份,有没有公职人员参与其中,党文杰父子都无从得知。
“当时经办的人说是给了钱的,谁给的我不知道。入学第一年,党文杰还在学校宿舍见了我,我同班同学就是他同村的。”王新利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但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这名同学的身份,他还质疑,“当时刚上学的时候他就可以举报了,为什么过了几年死无对证了举报,又想讹一笔钱吗?”
在王新利看来,“顶替这个事根本就不成立,我办了一套东西把他挤下去,他上不了才叫顶替。”对于当年他为何要办“党文杰”的户口,他说:“我那么小,我哪知道这个情况?家人也没说过。”
王新利也承认,2012年,家人没有给党文杰任何钱,“我说你们自己拿回去,我们不要了,我也不想当老师,我当年都未成年,更何况你是之前自己卖出去的。”
党文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应说,他和家人从来没有因此事收过钱,也不会收钱放弃当老师的理想。读高中时他曾去过大荔师范学校白水校区找过同学,后来他的妹妹也考入该校,自始至终没见过王新利。
“见到王新利的父母,我们也没有提任何经济方面的要求,我的父亲是老师,他的父亲也是老师,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把我的信息还给我,给我一个清白的人生,撇清关系就行。”党文杰解释,当时他已经在西安站稳了脚跟,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夫妇俩双方父母支持,生活还算不错。
2012年11月,双方在城西派出所进行了调解,王新利父亲承诺配合党文杰将王新利的信息修改、更新,“都做了笔录”。“民警说他已经是公办教师,涉及工资卡等变更,要等一个星期。”党文杰记得,一周后,他接到通知,带着资料回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顺利地办理了身份证,也为女儿上了户口,“我以为之后再无瓜葛了”。
没想到,当年年底,党文杰办出的社保卡卡面上,显示的依旧是王新利的头像。“王新利父亲写的书面材料都给了派出所,我心想要把这张卡保留下来,作为证据。”党文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此,这张印着他人头像的社保卡与党文杰相伴了10余年。
另一个“党文杰”
陌生人李俊的到来带来了顶替者的新消息。“终于见到你了。”党文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第一次在医院见到李俊时的场景,李俊带着厚厚的一沓材料,自称为寻找“假党文杰”奔波了好几年。
李俊是一名在西藏工作的摄影师。2016年,李俊在成都认识了一个名为“党文杰”的室内设计师,他不仅开有设计、装修公司,还对外宣传是“古玩收藏爱好者、超跑爱好者”,显得很有实力,两人相处中很快成了“兄弟伙”。
那时,李俊靠“高原极限摄影”在业内打响了名头,2017年3月,他成立的工作室租下了拉萨一处文化旅游主题园区的商铺,希望通过自己的门面扩大经营。“兄弟”“党文杰”也就成了装修工作室的不二之选。2017年12月,他与“党文杰”任法定代表人的香港善宸设计有限公司、成都善宸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先后签订了装修设计、施工合同,合同金额112万元,设计费9万元,工期75天。不仅如此,“党文杰”还与他约定,入股10万元成为工作室的股东。
长年在野外拍摄的李俊没想到,装修过程中,“党文杰”不断提高合同的价码,工期也拖延至近一年,还未投入使用,工作室就出现了地面裂缝、卫生间漏水、地暖无法使用等问题。2019年,李俊将“党文杰”和两家公司告上法庭。
“党文杰”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应说,自己为李俊装修根本不赚钱,李俊支付了96万多元的工程款后,不愿意支付尾款,才各种“挑刺”,“装好了他不经营关我什么事?”
记者获得的相关判决书显示,经鉴定,“党文杰”及两家公司已完成的工程价款为50余万元,陈设物品总价26万元,重建、返工、维修总价为18万余元,李俊共向“党文杰”支付115万元。2021年11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李俊胜诉,要求“党文杰”及两家公司返还李俊工程款、违约金、维修费等共计约43万元。
官司打赢了,执行却成了难题。李俊发现,“党文杰”名下很难找到可执行的财产。法律文书显示,2022年3月16日,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党文杰”发布了限制消费令。
然而,李俊却在“党文杰”的朋友圈里看到,他不仅正常坐高铁,还继续晒“名车”。通过查询工商信息,他发现了猫腻,一家名为“武侯区善辰家居艺术装饰部”的公司不仅与前述两公司名称相似,法定代表人也叫“党文杰”,却无法在工商信息查询系统中关联“党文杰”名下其他公司。
李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通过进一步查询工商资料发现,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号,竟与他认识的“党文杰”仅相差个别数字,除了归属地分属蒲城县、白水县外,只有尾号不同,分别是“1017”与“2737”。后者正是党文杰本人的身份信息。
李俊还检索到,“党文杰”在云南、四川等地也有类似的装修纠纷案件。他怀疑,“党文杰”持有多个户籍和身份信息,利用这些不同的身份信息,从而规避案件执行、避免限制消费令产生影响,是有预谋的犯罪。
“开工作室是我的梦想,为此辛苦攒下的100多万元却几乎都给了‘党文杰’,曾经的伙伴们也都自谋出路,我是个较真的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李俊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为此,他放下了摄影的主业,到各地全力追查。
2022年年底,李俊查到“党文杰”名下的两个车库,并申请了财产保全,双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随后,“党文杰”就以支付了10万元工作室股权转让款却没有得到相应股权为由起诉了李俊。李俊在庭审中解释称,当时双方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但协议放在了工作室,在装修过程中被“党文杰”带走了。法院没有认可这一解释,2023年年底,二审败诉,李俊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这几年把精力花在打官司和到处查他的信息,光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就花了几十万元,只出不进,让我穷得叮当响,拿不出这笔钱,反而让我被‘限高’了。”李俊说。
本人没贷过款却吃官司被“限高”
同样遭遇“限高”的还有党文杰本人。
2019年3月,因工作需要,党文杰前往银行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意外发现自己名下竟有8张信用卡,办理时间从2006年至2013年。这些账户中3个发生过逾期,6个账户显示还“未结清”,共计超过80万元贷款未归还,各银行支行属地均为四川省成都市。
征信报告中的信贷记录显示,2011年1月7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成都市高新区支行发放45万元人民币,作为个人住房贷款,2041年到期,截至2019年4月,余额38.3万余元。
从未去过成都,也没有办理过信用卡,更没贷款买过房,党文杰赶紧向当地的征信部门反映这一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建议先去和银行协商”。
“当时跟我们当地的邮储银行反映这件事,希望他们能联系成都那边的支行,请他们调查一下。我社保卡上的信息能证明,办理信用卡的人可能是王新利。他们说知道了。”党文杰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银行将他起诉至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该案判决书显示,“被告党文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而党文杰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任何法院的传唤电话。
党文杰猜测,银行担心这笔钱成为坏账,第一时间通过起诉来确认债务。可他不明白,明明贷款的不是自己,“判决书上用的是我西安市雁塔区的地址,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地址全是我的了,等于贷款全算在我头上。”
判决书显示,2019年3月31日,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党文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邮储银行成都市高新区支行归还借款本金38.5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19年2月20日)579.35元。案件受理费7238元、保全费2499元均由党文杰承担。
“后来接到法院的电话,让我去交诉讼费。我解释了我的情况,法院说他们只负责这个案件,冒名顶替涉及刑事案件他们不受理。”而在党文杰看来,“这不是我本人经历的事情,我没有必要承担这个费用。”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此案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显示,此案已于2019年10月21日执行完毕。党文杰某次出差需要乘坐高铁,购票时,同事告诉他购票失败,他怀疑,由于自己欠缴诉讼费用,被法院限制消费。
“限高”给党文杰带来诸多不便,他无法跟随公司同事一起出差,也无法带女儿乘高铁出游。有一次他用本人的银行卡在取款机取钱,记错了密码导致卡被锁,到柜台解锁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人脸对不上,需要他“去派出所开证明,证明我是我”。开出证明后,他把卡里的余额全取了出来。
党文杰没敢联系征信报告中的其他几家发卡行,“联系了一家还把我告了”。他曾用自己的身份信息试图登录过其中一家银行的App,以查询自己在该银行的开卡状态,但没能通过App的“人脸核验”。
党文杰纳闷,明明在2012年时就已经解决身份证问题,为何2013年11月,还有人冒用他的身份开通信用卡。
李俊带来的材料或多或少解答了他的疑问,当年派出所注销王新利冒用的“党文杰”户籍后,很可能又为他制作了一个新的、尾号为“1017”的“党文杰”户籍。
而王新利手上,还持有一张名为王新利的身份证,户籍地址位于蒲城县三合乡三合村(目前属桥陵镇)。
两个被“限高”的人决定一起挖出王新利的真面目。
顶替者双重户口从何而来
今年4月28日,李俊以“王新利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为由,前往蒲城县桥陵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出具了受案回执。他得知,假“党文杰”的户口已迁往其妻子所在的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
6月,李俊在崇州市公安机关查询档案资料发现,2012年10月17日,蒲城县城西派出所为“党文杰”出具了加盖“户籍专用章”的《陕西省公民身份证号码变更证明》,将与真党文杰重号的身份证变更为尾号“1017”。此前,“党文杰”已在崇州市民政局与妻子办理了结婚登记,2013年以“投靠”的形式将户籍迁往当地。
7月16日,桥陵派出所向李俊出具了一份《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告知书》,称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无法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决定。
7月29日,在律师的帮助下,党文杰被解除“限高”。他人生中第一次坐高铁,就是前往四川崇州,与李俊一起去报案。可当地公安机关回复:因为李俊此前已在蒲城报案,所以当地不予立案。
8月,李俊将党文杰被冒名顶替的经历拍成视频,发布在网上,引起了关注。由于案件涉及渭南市所辖的蒲城县、白水县、大荔县三地,渭南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核查组调查此事。
我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据公开报道,2013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健全完善户口、身份证管理制度,特别是加快推进人像比对系统建设、强化科技监管,主动发现和注销了79万个重复户口,严肃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
2017年4月,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户口登记管理工作视频会议上发布,在为期3年的整顿工作中,全国公安机关共清理重复户口306.7万个,清理应销未销户口212.5万个,纠正登记项目差错1101万项,基本解决户口登记管理中的“错、重、假”问题,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证号码准确性、唯一性、权威性目标基本实现。
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共查办伪造买卖户口案件430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702人;依纪依法查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249人(民警188人,警务辅助人员61人),其中,开除处理70人,追究刑事责任69人。
经历数年清查,王新利为何还能持有多个身份和户籍信息?核查组一名成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于双重户口,2012年前后清查时曾有政策,“保留一个利于生产生活的,其他全部删除”,他介绍,“现在没有了,公安部要求‘去伪存真’。”
记者注意到,公安部治安管理局2021年曾在中国政府网公开回复网民提问称,关于双重户口,公安机关历来坚持“去伪存真”原则,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户口,应予以保留;经调查核实,凡来历不明、依据不足、违规办理的户口应予以注销。当长期使用的重复(虚假)户口注销后,公安机关应依规出具重复(虚假)户口注销证明,为居民办理其他社会事务提供方便。
可无论是“利于生产生活”还是“去伪存真”,都要求涉及双重户口的个人仅保留一套户口。当年为何为王新利办理了新的“党文杰”身份,又保留了“王新利”的身份?对此,前述核查组成员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我们内部肯定要查清。”
王新利拒绝向记者透露为何持有双重户口,他告诉记者,“这是国家正常发给我的,不是我的问题,我没造假,也没刻意去拿别人的东西干什么。”
据了解,核查组8月中旬已协调成都警方,对王新利持有的重复户口进行了注销。这也让党文杰产生了担忧:“这事没一个公开的说法,就这样把王新利冒用的户口悄悄地删掉,以后他所有跟‘党文杰’相关的事会不会都算到我头上。”
追查冒名顶替过程存在难度
查清当年党文杰是如何被冒名顶替的,时间似乎成了巨大的阻碍。前述核查组成员介绍,王新利当年就读的大荔师范学校白水校区已经被撤并,“许多原始档案还没翻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多次联系渭南职业技术学院,该校宣传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张展鹏表示,学校正在调查。截至记者发稿,没有新进展。
蒲城县委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个年代体制机制设置有问题,上中专必须是应届生,复读生不行,好多学习好的条件不允许就用了别人的档案,大多数关系也都处得比较好,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王新利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8月13日,记者来到王新利位于桥陵镇三合村的原户籍所在地进行探访。一名与王新利年龄相仿的村民告诉记者:“他是个美术生,你觉得学习成绩能咋样?他当时初中都难毕业。”
今年2月22日,李俊曾拉着王新利到成都高新区和平派出所报案,他提供的现场录音显示,对于冒名顶替一事,王新利对民警说:“我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是过继的原因,我就是两个身份证。”
王新利邻居告诉记者,王新利家已搬到县城居住,只有过年才回来,没听说他家有姓党的亲戚,“这么多年了,查出来也回不去从前了,你们还追究他干啥?”
当地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想要“冒名顶替”,往往先通过教育部门动手脚,“他得先有了学籍,才会办理相应的户籍,才实现顶替。”一起同样涉及大荔师范学校的冒名顶替案件,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说法。
据极目新闻报道,渭南市合阳县黑池镇村民孙翔(化名)1992年被同村人孙义军(化名)及家人冒用自己学籍、户籍、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进入大荔师范学校学习。身份问题困扰了孙翔数十年,他考驾照、办社保都受到影响。
2009年,孙翔将孙义军和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告上法庭,要求他们在媒体上公开道歉,恢复其个人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报道显示,当年6月,法院判决孙义军停止侵害孙翔姓名权的行为,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孙翔书面赔礼道歉;同时,孙义军赔偿孙翔精神损害赔偿金1.8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引用的判决书显示,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由于孙义军上初中时系补习生,不符合当时大荔师范学校的报考条件,便使用孙翔的姓名、学籍档案,并向大荔师范学校缴纳了捐资助学款1万元后被录取入学,“在户口迁移时,孙义军家人通过熟人关系,在黑池镇政府办理了一个与原告孙翔人口信息完全一致的假户口迁往大荔。”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冒名顶替罪,规定对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目前我们发现,王新利的冒用行为发生在立法之前,我们很难去追诉。”核查组一名成员告诉记者,该案办理的难点之一在于法律的溯及力和时效,如果以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治安案件来处理,治安案件的追诉期也只有6个月,“我们也在进一步核查,能立案肯定立案。”
李俊对此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王新利至今仍以“党文杰”的名字生活,显然冒名顶替行为还没有停止。今年3月,王新利甚至曾以“党文杰”的身份起诉李俊侵犯其人格权。5月29日,此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开庭,庭审中李俊反映了王新利多重身份问题,法院以“当事人不适格”中止了审理。
或涉“吃空饷” 当地仍在调查
尽管王新利“不愿当这个老师”,但他冒名的“党文杰”毕业后,还是进入蒲城县三合乡中学任教,2015年7月,经个人申请,蒲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复,从教育系统辞职。但记者从公开报道和工商信息中发现,至少自2012年起,王新利已在成都以“党文杰”的身份从事装修室内设计工作,并在成都注册了多家公司。一名他的前同事则称,早在2008年前后,“王新利就已在西安一家装修公司工作”。王新利因此被质疑存在“吃空饷”等问题。
对此,王新利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坚决否认,“2015年以前没在蒲城以外的地方做过设计师的工作”。
对此,8月23日,蒲城县教育局教师股负责人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应,由于三合乡中学已被撤并,原址已改为桥陵镇三合小学,“档案资料不全,正在找人翻。两名当时在三合工作的老同志,说他在学校。因为时间久远,光空口说也不行,要把当时会议记录、任课表这些佐证资料找出来,看当年到底啥情况。”
吊诡的是,李俊在崇州市查询到的“党文杰”户籍材料里,有一份“党文杰”2013年投靠妻子将户口迁往四川的证明。这份无业证明由蒲城县原劳动局2013年4月6日为“党文杰”开具,显示他“2009年8月企业改制下岗”。这些材料孰真孰假,究竟谁为此违规办理,还需等待核查组进一步调查明确。
党文杰也在等待调查结果。李俊眼睁睁地看着党文杰的身体状况渐渐变差,“有时候不能直接转头,要挪动脚步才能转身。”强直性脊柱炎手术治疗费用较高,党文杰无力自费负担,只能做些缓解治疗,却不甘心换掉作为证据的社保卡。
8月23日,渭南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关于冒名顶替行为,核查组目前仍在循线溯源,因中间经办人几年前已去世,给调查工作带来诸多困难,核查组正在多点突破,有进展会及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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